正常的天才
这种简洁之美也延续在杨振宁的日常生活中。朱邦芬发现，一起吃饭，时间长了之后，点菜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杨振宁点了，因为他爱吃的就那几样——辣子鸡丁，酸辣蛋汤，加个蔬菜，有时再来个红烧肉，少有变化。他的乐趣在物质享受之外。在一次演讲中，杨振宁说：「一个人这个日常生活里头一定有一些纷扰的地方。做科学研究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忘记掉那些纷扰。」
乐趣的前提来自他一直清楚并顺从自己的taste。在他的学术生涯里，从不赶时髦做「热门研究课题」。「倒不是说它们都不重要，而是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兴趣、品位、能力和历史背景，我愿意自发地找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方向，这比外来的方向和题目更容易发展。」杨振宁后来解释说。因此他从不赞成「苦读」，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做一件工作感到非常苦，那是不容易出成果的。」
「他的热情，你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并不是说他偶然碰到一个东西做出来。」物理学家朱经武向《人物》回忆，「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的一些理论，他讲，（然后）他站起来，越站起来讲话的声音精神是越来越足，非常地兴奋，就跟我讲它的结果。是很有意思的，现在还在我的脑海里面。」
与杨振宁打过交道的物理学家都感受过这种激情。
物理学家伯恩斯坦曾经回忆过普林斯顿时期杨振宁与李政道二人合作时的情景：一个办公室靠近他们的人，「几乎不可能不听到他们的声音。他们讨论任何物理问题，都是兴致昂扬，而且常是用极大的嗓门。」江才健在《杨振宁传》中写道：「杨振宁和李政道扯开嗓门，并且用手指在空中凌空计算，是许多认识他们的物理学家都看过的景象。」
多年后，这个习惯仍然保留了下来。翁帆在2007年出版的杨振宁文集《曙光集》后记中谈到了他的这个习惯，「有时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一两个小时。他总是说，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来……不过，有时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者躺着，举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把正在思考的东西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他告诉我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
在杨振汉的记忆里，小时候的杨振宁也是充满了对世界的热情。尽管围墙外的世界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但杨振宁在清华园里的生活宁静而丰富：与小伙伴一起制作简易的幻灯机，关了灯在墙上「放电影」；礼拜天在家里做化学实验；晚上带弟弟们到自家屋顶平台上看北斗星；跑到荷花池溜冰；和一帮小伙伴到坡顶上骑车，「从一座没有栏杆只有两块木板搭成的小桥上呼啸而过。」读小学时，从家到学校的路上，蝴蝶和蚂蚁搬家都是「重要事件」。杨振汉记得有一次杨振宁带他一起去找仙人掌，找到之后，杨振宁用筷子「把那个花心一转，就发现转了以后，那花心自己会倒回来」。杨振宁用自己的猜测告诉弟弟，植物一定也有神经，但是跟人的不一样。
杨振宁喜欢与中学生谈话。他的好友库兰特夫妇说，在他们认识的科学家中，杨振宁和费曼是仅有的两个能与孩子平等交往、「有孩子般天真个性」的人。
杨振宁一生在象牙塔中，年少时在清华园如此，西南联大时期，以及后来到美国的学术生涯依然如此，其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17年更是象牙塔中的象牙塔。这让杨振宁一生保持着某种简单与纯真。葛墨林说：「在他的眼睛里人的本性还是很善良。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老觉得他不好理解。我老是劝他，我说杨先生，社会很复杂，您要注意防范了。」美国自由开放的环境也帮助他保持了这一点。杨振汉说：「他没有我们中国人在解放以后的社会，经过各种运动的这种（经历），他不觉得这个社会有什么压力。」杨振宁自己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一点：「我想我处人处事都比较简单，不复杂，就是没有很多心思，我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就尽量做这样子的人。」
但另一方面，杨振宁又不像一个象牙塔里的人。
他兴趣广泛，1970年代以后他愿意走出书斋，出任全美华人协会首任会长，做促进中美建交的工作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这个人兴趣很广泛，听你话也非常注意，差不多随时随地都很喜欢动脑筋的。」杨振汉对《人物》说。
面对他关心的重要问题，他还总是忍不住发表意见，「动不动还是我要写篇文章，我要表明我的观点。」2016年，他发文反对中国建大型对撞机，再度引起舆论热议。翁帆有时嫌他「过于直率」，「你何苦要写呢？过后又有些人要骂你了。」杨振宁回答：「我不怕。我讲的是真话！」
他性格开朗，从来不是「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做研究的时候，几何题目想不出来，先放一放，唱两句歌，兜一圈回来再来。好友黄昆有个极贴切的评价，他说「杨振宁是一个最正常的天才」。
熟悉杨振宁的人对他的描述最多的几个特点是：会关心人、慷慨、没有架子。接受《人物》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说出一些让他们感动的细节。朱邦芬回忆，杨振宁的老友黄昆（著名物理学家，中国固体和半导体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生前喜欢听歌剧，杨振宁知道他这个爱好后特地买了台音响设备送给他。葛墨林至今记得杨振宁请他吃的一盘炒虾仁。1986年，他有次从兰州大学到北京饭店看杨振宁，吃饭时杨振宁特地点了一盘他自己不爱吃的炒虾仁。杨振宁说，这是给你吃的，你在兰州吃不着虾。《曙光集》编辑徐国强说，有时杨振宁还会向他做一些私人之间的「善意的提醒」，比如跟某某打交道的时候别太实心眼。
年纪大了后，杨振宁重读《三国》、《水浒》和小时候「觉得净讲了一些没有意思的事情」的《红楼梦》，现在都看出了新东西——「到了年纪大了以后就了解到，人际关系有比我小时候所了解的要多得多的东西。」
归乡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这样概括杨振宁的人生：「物理学的巨大成就仅仅是杨先生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的中国情怀，两者互为表里，关系密不可分。」
在西南联大时他哼得最多的一首歌是父亲一生都喜欢的《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睡狮千年，睡狮千年，一夫振臂万夫雄。
……
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经历过满目疮痍的落后中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浸润长大，杨振宁真诚地期待中国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
葛墨林记得，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中心开的很多次会，都是杨振宁从香港募集，然后直接把钱带回来。有一次他怕他们换不开，把钱都换成一捆捆的20美元，装在包里。葛墨林说：「有一次我特别感动，那时候我还在美国，他妹妹来找我，她说你看杨先生又开车自个儿去了，到纽约，到Chinatown，就华人城去演讲，我说干嘛，她说捐钱去了，我说那有什么，她说他还发着烧，还发着高烧，自个儿开车，因为人家香港那些有钱人来了，赶紧去开着车给人家谈啊怎么捐钱。当时我就很感动。」
杨建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96年听杨振宁演讲时的一个细节。当主持人介绍杨振宁于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时，杨振宁立即举手加了一句：「那时我持的是中国护照！」另一个细节也很能反映杨振宁的性格。香港中文大学很早就想授予杨振宁名誉博士学位，但杨振宁一直没有接受，因为在1997年之前，授予仪式上有一个英国传统，接受荣誉学位的人要到英国校监面前鞠躬，然后校监拿一根小棍子在接受者头上敲一下，而杨振宁不愿意对着英国人行这个礼。等「香港一回归，校监是中国人了，他立即接受了」。
2002年，杨振宁在旅居法国的发小熊秉明的葬礼上动情地念了一首熊秉明的诗：
在月光里俯仰怅望，
于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伴着土地的召唤，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
外婆家的小桥石榴……
织成一支魔笛的小曲。
